“只做不说” 中国709大抓捕事件十周年之影响

2015年7月9日，中国当局对活动人士、律师、人权捍卫者及其朋友和家人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行动。这场被称为“709大抓捕”的行动，因其开始的日期而得名，涉及超过300人被拘留、审讯或监禁。

这被视为中国历史上对人权捍卫者最严重的镇压之一，标志着对异议和活动主义的无情压制一直持续至今。

在大抓捕十周年之际，CSW 提供了基督徒律师方县桂的叙事，他在709大抓捕中被捕，此后因继续代理人权案件而受到当局再次监禁的威胁，最终被迫逃离中国：

2015年7月10日，我和另外两位律师在温州苍南县办案，本打算第二天给下面乡镇被威胁拆除十字架的教会讲课。

当天不断收到其他律师被抓捕的消息，我们开玩笑说会不会也会被抓。没想到当天晚上1点左右，刚睡着不久听到嘈杂的暴力开门的声音，很快十几个着便衣，身份不明人士破门而入，把我们三位律师戴眼罩，反手扭送、提裤鼻带下楼。

下楼后，我们分别被塞进不同的私家车里，当时还以为遭遇什么江洋大盗，汽车没过多久转到一家派出所，摘除眼罩后发现是苍南县下属的新城派出所。

当时正好是温州的台风天，但派出所审讯室开着空调，在凌晨显得格外地寒冷，阴森地都不敢去上厕所，直到凌晨4点才开始询问我，轮番来了几波人，没有做笔录，直到第二天快中午时分再次询问，最后被告诫死磕律师见多了，告知温州不欢迎我们！

8月25日，我们计划好第二天去杭州见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宗教或信仰自由特使，拟定了去的人员名单，当天晚上我有不详的预感，和另一位助理开玩笑说我们会不会被摁住在这里，没想到当晚11:30左右，我们刚回房间不久，还没来得及休息就被便衣推开房门，比较客气被告知带我们去了解一些事情。

客气的背后是对我们蓄谋已久的抓捕行动，在24小时之内，我被轮番提审，问我是否清楚在温州基督教协会前会长高建国牧师追悼会上游行的情况，谁组织、策划的，问“十架维权手册”、控告时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以及温州各地教会串联的事情，对这些问题，我基本秉持不清楚、不记得、想不起来的策略。

实在没法回避的只说了自己做的事情，后面的事情怎么做的我不清楚，因为我相信回答的越多越是“共犯”，也要求我指控主办律师发行“十架维权手册”的事情。

国保在我这里没有取得想要的回答，在最后反复问有没有想起什么要说的，给我半个小时考虑，如果态度不好（没有交代清楚），将对我作出刑事拘留的决定。半个小时后，我被刑事拘留。

被关到温州市看守所之后，前面一周左右几乎天天提审，后期问的问题集中体现在“十架维权手册”的事情上，我咬定初稿是我写的，后面谁改的稿件，谁定稿的，谁印刷，谁分发的我都不清楚。

9月7日，我被温州市看守所从监室转到禁闭室，直到到9月12日把我转回监室，在不足6平方米左右的禁闭室，便池就在睡觉的笼板旁边，定时有人送饭进来，高音喇叭24小时轮番播放“王警官讲话”，刺眼的日光灯24小时开着，到点还要坐直不许动，这6天导致我身心极大伤害，被转回监室后，在监室中我被禁止和人说话，期间患上斯德哥尔摩综合症，都开始怀念被提审有人说话的日子。

一直到9月24日我被转到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我都没有见到律师。到了被指距的瓯海区某宾馆，全软包装的内饰，24小时武警每两小时轮班看守我，24小时开灯，窗户被涂上黑色涂料，如果窗户完全拉上，我会看不到任何外面光线。我判断时间的依据是看守定期给我送饭，以及偶尔可以听到外面“人妖、蛇表演”的广告车声音。我告诉自己，只记住几月几号和礼拜几。我在里面学会了拿矿泉水瓶健身，要求自己每周五晚上通宵祷告。

到10月17日，我被转到俗称“葡萄棚”的地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后来得知这是之前讯问我的执法办案中心的一块指居场所。在这里窗户可以打开比较大，外面做饭的阿姨是一位基督徒，经常轻声吟唱赞美诗，我们也跟着唱，隔壁几个屋有弟兄也经常带领大家唱诗，偶尔大声祷告，听到隔壁弟兄的声音，确认了我们这几个屋关的都是同案。

在“葡萄棚”的日子，虽然人身自由被囚禁，但灵里是活跃的，特别怀念那时大家一起唱小敏的诗歌“同路人”的日子，当时的感受是，哪怕把我拉出去枪毙了，也可以欢快地面对死亡，在朝见主的路途中并不孤单，有弟兄有主同在。

在葡萄棚期间，偶尔会有国保来聊天，有一位林姓国保自称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学硕士，考过了司法考试，还去美国交流过，英文很好，我们一起辩论了信仰、法治、维权律师等方面问题，基本各说各话。

在12月初，这位国保给了我一本圣经，我如饥似渴地读着，那时发现一天居然可以读80多章圣经，感慨在外面浪费了多少时间。

也是这个时候，林警官和管我案件的国保潘明辉警官（这些警官的名字和姓也可能都是假的），要求我录个视频，用手指向上指了指，说如果“大脑”审核认可了我的视频，就可以把我放了。

潘警官提醒要求我指控主办律师，甚至告诉我说“无耻”、“下流”这类词都可以，要求我指控远在美国的杨老师（杨凤岗教授，普渡大学宗教与社会中心主任），当时指导过我们十字架维权行动。期间也问过我是否知道对华援助协会，是否知道傅希秋牧师，当时的我的微信有一个Bob的牧师好友，好像姓傅，好像聊过几句话，但其它的确实不知道，我如实告知。

在被逼录视频的时候，我警觉起来，想起电视认罪的情况，我问国保，你们叫我录视频，是否会上电视，国保反问我见过这种案件上电视的吗？

那时（被抓之前）涉刑法分则第一章罪名（危害国家安全类）的案件确实还不流行上电视认罪，我说没有看到过。我问，录视频之前我要不要洗澡、刮个胡子之类的，国保说随便我。我听到说随便我，不要求收拾一下自己的形象，应该不会在电视上播。

开始录的时候，我没有按国保的要求说，我没有说“无耻”、“下流”这类词，取而代之的是以“不”+积极形容词的方式去说，比如：“不应该”、“不对”，我没有提到杨老师。国保提醒我怎么说，一遍遍地给我录，但我坚持前面的底线，国保最终跟我说先拿这些去给领导汇报，如果可以就不再来。

12月10日，国保再来找我，告诉我可以出去了，顺便问了我是否记得今天什么日子，我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国保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日子，我说在里面就记几月几号和礼拜几，自然都记得。国保给我找了温州三自教会的欧阳后增牧师，是个人大代表，给我做的取保候审保证人。

12月11日，我回到北京的家中，见到阔别已久的妻子和那时9个月大的大女儿。温州十字架事件给我家庭和我本人带来深深的恐惧，2016年3月我重回化学工程设计工作。

2016年12月9日，去温州办解除取保侯审手续的时候，国保问我以后做什么，我告知现在在做化学工程设计，国保说我这次是幸运的，我如果喜欢可以继续做律师，但如果以后再出现危害国家利益的情况，就没这么幸运了。

也许，人的自保机制决定了人对不好的事情忘记的快，对这段经历，我重回化学工程设计之后，身心逐渐得到恢复，到2018年4月决定再回律师职业。2020年，我开始独立执业，此后代理了大量的扫黑除恶等可以挣钱的案件，以及为教案、异议人士的案件提供法律援助，再次跨入律师行业发现，大家的辩护风格跟以前不一样了。

709之前，律师、学界、传媒、公民群体等各界别可以开研讨会，可以签联合声明共同为冤案呼吁。现在不同了，各界别有意避免共同研讨案件。

人权律师被迫与习近平的新时代妥协，对人权案件基本秉持“只做不说”的观点，尚且有一些辩护空间，司法局一般也只是例行打招呼“依法依规辩护”，但人权案件是需要发声的，是需要国际社会关注的，即是当事人的愿望，也是把其主张、为义受逼迫的情况发出来激励后来者，也是和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法治的力量互动的机会。

在习新时代，人权案件要让外界知道，但直接由律师发出已经不现实了，所以，透过家属，如果没有家属，过一段时间透过其他朋友发出。习时代斗争意识很强烈，见不得任何不同声音。我们持守的是和国际社会有限、安全接触的原则。

中国到了习时代，经济体量空前，对世界的统战能力也空前，从报道出来的一些情况可以看出，西方世界从政府到社会，到企业、科技界，到国际机构，无不被中共渗透，中共的能量越大，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法治状况的阻力也越大。特别是疫情以来，国际社会关注力度明显降低。

我本人疫情之后参加了很多国际人权会议，日本东京、日内瓦、台北、布鲁塞尔、伦敦等地，在不同场合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中国人权法治状况，关注中国宗教或自由状况，呼吁制裁中国政府和侵犯人权的具体官员。大多数情况我并不报什么成效，不指望呼吁了就看到效果，沟通交流是第一目标。

即使是这么个小小的要求，我本人2024年4月参加布鲁塞尔欧盟人权会议的行程被国安调查，限我和家人于巨大的风险中。2015年8月只有一个5个月大的大女儿，那时深入温州当地，帮温州教会进行十字架维权，被指控非法向境外提供情报罪，最后“幸运”地在被关押107天之后被取保候审。

现在的我是3个孩子的爸爸，妻子带孩子在曼谷读书。想起2016年被国保警告，以后做律师如果再危害国家利益，我不会那么幸运了，我不能再冒险了，自2024年5月10日紧急撤回曼谷之后再没有回国，如今逃到英国寻求庇护。

我在英国申请庇护期间，因为接受RFA采访，只是说了下逃亡原因，点评了习时代法治倒退的情况，被北京市司法局带话说我“反党反社会”，北京公安在调查我接受采访的事情，北京市司法局甚至拿暂缓全律所人员年检来威胁我，为了不连累同事，我被迫提出注销律师执业证。

在习新时代，中国人权捍卫者和中国人权律师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能做的多的是传承理念，不在乎一城一池的得失。人权律师在参与案件中与同案律师喝酒、吹牛，就是很好的理念传递机会，三观一致的人很容易互动，在基本理念一致的情况下，深度谈论一些话题的时候也很容易共鸣。

人权律师代理案件，还可以带动家属，很多案件家属在和律师接触之前，认知其实有很大差距的，共产党长期的洗脑教育，确实把很多国人的思维禁锢了，即使是基督徒，很多人的三观也堪忧。在教案辩护中，给家属传递人权法治理念极为重要，也很便利，因为家属天然地信任律师。

在寒冬季节做好防寒，保护好自己，得机会带动、温暖身边人，待春暖花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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